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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鉊本来是想回来之后就规划解决马楚之事，可是自他回朝之日起，民政上的事情就一拥而上了，而且很多还是必须他这个皇帝才能拍板的大事。
张鉊本来有点想把这些事情往后推一推，毕竟天下未定，军事才是最主要的，但是转念一想，又不能这么干。
别看现在张鉊一回京就有一大堆的事情等着，但这却是属于是张周一家的‘风景’。
以前的后梁、后唐、后晋可没有这个情况，甚至唐末藩镇割据以来，都没有这个‘盛况’。
因为此时的文人地位太低、不受重视导致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。
倒不是没有人读书了，学习知识永远是人类前进的动力，是人类刻在基因中的偏好，所以哪怕是五代，学文读书的也不少。
导致的非常严重问题，其实是文官开始大规模的摸鱼。这不是肥缺被武人占据，地位低，待遇也低嘛，那好，我就少干活。
五代文官摸鱼的程度，简直是丧心病狂的，别说什么州县官，朝廷中下级官员，就是冯道、和凝这样的，那曾经都是摸鱼大师。
他们从最开始的皇帝不问不献策，到后来是皇帝问了也不献策，每日基本都是在应付事。
发现了社会积弊，也不上报，等到皇帝发现了，或者说矛盾遮掩不住了，那就开始和稀泥。
这导致一系列相当严重的后果，文官摆烂以后，皇帝就只能越发的重用武人。同时出于对武人的不放心，往往开始信重身边的亲信和谋主。
后唐庄宗时期的刘皇后干政、伶官景进独揽大权，后唐明宗时期的奸相安重诲，石敬瑭时期的桑维翰，石重贵时期的冯玉，都是这种后果的剧烈体现。
其中桑维翰还好点，他至少是真的有才，但其他几位，本身就没什么文化，为祸尤其暴烈。
譬如景进，他为李存勖收揽宫女充实宫廷，一次性就掳走了青年妇女三千人，还连他妈魏博牙兵的家眷都敢掳走，天下为之侧目！
李存勖是真死得不冤，他自己就是靠魏博牙兵组成的银枪效节都，在胡柳坡之战与德胜之战中发挥关键作用，才能克制朱梁的。
这不过区区几年，就把魏博牙兵当成了纸老虎，连他们家眷都敢掳走。
于是没有任何意外，庄宗没过几年就被魏博牙兵们给一口咬死了。
所以到了周国建立后，张鉊敏锐觉察到了下面死气沉沉的摸鱼风气。
因为这玩意，我张圣人太熟悉了，出来做短视频之前，张圣人在某国企中，就以摸鱼高手而著名。
了解到深层次的原因后，张鉊趁着后晋官吏被耶律德光做了一次大清扫的机会，适时的清除了一大批冗官。
又借着改制的机会，将原本属于文官，但是被武人霸占的官职还给了文官。
随后再在朝中以身作则，注意听取各房意见，凡是文官，哪怕就是八九品的小官上书，张鉊都认真听取，要么自己亲自作答，要么让中书省的六个舍人代替作答。
对于每个上书的官员，张鉊都准备了小礼物鼓励，虽然也不过就是十斤羊肉、几斤白糖，几匹布帛或者一瓮美酒。
但那也是御赐之物啊！这极大的刺激了朝廷官员上书言事的热情。
同时，张鉊对于那些正确的建言，也以极快的速度进行反馈。
去年一个开封府城西万胜门的城门尉投书到中书省章台，说慈佑皇太后出行的车架太多、太庞大，而且喜欢在拥挤时出城，经常给百姓带来不便。
张鉊的嫡母慈佑皇太后听后火冒三丈，命她的头号狗腿子韩国长公主李贞儿，带人将万胜门的城门尉，直接打折了腿。
张鉊知道后，严厉处罚了韩国长公主李贞儿，罚没了他的食邑二十户。
并且命内侍将万胜门城门尉抬到朱雀门下，亲自慰问了城门尉，向他表示了歉意，更将韩国长公主的这二十户食邑，作为汤药费赔偿给了城门尉。
随后下令在万胜门右，单独开了一个小门，给慈佑皇太后做出城游玩的专门通道。
而翘着断腿在万胜门继续值守的城门尉，则成了一道‘靓丽的风景线。’
而同时，东京开封府开封县的县尉建言，东京七门巡检使与开封府赤县陈留县与开封县两县县尉的职责混同，责权不清等事。
张鉊也立刻做出反应，命枢密院与吏部、户部研判之后，将城内民事和治安还给了开封、陈留两县。
而七门巡检使也被分为了内城巡检使、东城巡检使和西城巡检使。
只负责两县无法管理的纠察勋臣、官员和豪商子弟不法，以及巡检三城私藏甲胄、长兵器和弩箭等事情。
提出问题的开封县县尉，立刻被越级擢拔为了东京东城巡检使。
同时张鉊规定朝廷中枢五品以上官员，每月没有一次上书言事的，采取罚俸、降职乃至罢官等严格措施。
在小的方面张鉊就如此注意了，大的方面自然就更加重视。
在张鉊以自己累得回后宫去调戏一下大符都提不起兴趣为代价，张周官场上的行政能力，终于被刺激了出来。
于是‘自作自受’的张圣人刚回京，就被奏疏给淹没了。
没办法，他只能免除留守东京的阴正奇（阴鹞子）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和东京七门兵马使之权。
然后任命阴正奇为持节江南都部署，率这次留守的亲军左龙骧卫三千人南下到襄阳府。
阴正奇（阴鹞子）的主要任务，就是负责统筹刘再升、马昭远（马鹞子）两位方面大员，先期准备摆平南平和马楚的事情。
我张圣人则必须要在东京将事情搞完之后，才能继续南下。
而眼前诸事中，目前最紧迫的事情，就是废除前朝乃至从唐末一直延续的苛政，以及更深层次赋税的问题。
事情的起因，还是张鉊在河东的废除苛捐杂税和丁口银的事情引起的，河东百姓得了实惠，其他地方的百姓也想要。
其实这个时代，也确实来到了一个中国古代税赋制度大变动的时间节点。
中国古代的税收制度，两汉魏晋时期，是分为租和赋两种，租是指土地税，赋就是丁口银了，此外百姓还必须要服徭役和兵役。
南北朝到隋唐，因为府兵制的兴起，战斗不需要在大量征召农民兵，于是赋税制度变成了租庸调制度。
所谓有田则有租，有身则有庸，有户则有调，结合起来看，还是土地税加丁口银再加徭役等。
当然，这只是粗浅的理解，里面的道道还多得很。
而租庸调制度，到了唐高宗后期，府兵制逐渐分崩后，就开始变得征收困难。
这玩意是以人丁为基数的，很强调人身控制和政府对兼并土地的抑制能力。
一旦政府不能很好的抑制兼并，失地百姓大量逃往，租庸调就收不起来，然后就会被平摊给还能勉强维持的乡邻身上，最后导致所有人都只能以逃亡来躲避。
所以到了天宝年间，以田亩征收税收的户税，就开始重要起来。
但了中晚唐，户税也不行了，国家财源枯竭，于是最终到了唐德宗建中元年，两税法正式出台。
所谓两税，就是在每年分夏秋两次征税，夏税在六月收完，秋税在十一月收完。
但其中最主要的改动，就是把原本看丁口的租庸调，变成了看富裕程度的分别征税。
这从国家的税收层面来说，无疑是一次巨大的进步。
它避免了租庸调时期大户们轻易就能将繁重的徭役，转嫁到穷苦人头上的弊病。
不但增加了财政收入，还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穷苦百姓的负担，简化了交税的繁杂，解放了生产力。
总结起来就是富人多缴税，穷人少缴税，缴税直接交钱，不在七七八八的需要交纳粮食、牲畜、布匹等。
看着很好是吧！确实很好，如果能严格执行下去，当然很好。
可是这种理想模式，别说唐朝，就是后世的美利坚，税务警察号称联邦战斗力天花板，都照样做不到。
所以唐朝的两税法只实行了不到三十年，就基本分崩离析，各级官吏上下其手，还利用缴税不能缴实物这点，逼迫百姓贱卖产出换钱，再狠狠剥削一次。
等到了五代，那就手段就更加丰富，在两税之外，各藩镇巧立名目，使百姓生活更加水深火热之中。
而且两税法，还有一个张鉊不知道该说是弊端，或者不算是弊端的影响。
那就是两税法是建立在府兵制瓦解的基础上，是中央政府对于土地从强势干预，到少干预甚至不干预的反映。
张鉊要继续实行两税法，也就必然会导致张周跟两宋一样，就算是想要抑制土地兼并，也根本无法做到。
这也反应到了国家的基本保障—武力上面。
两汉到初唐租庸调这种模式能有效推行，这就让两汉一直到隋唐，国家随时能动员出来相当不错的武力。
有时候哪怕正规军打完了，地方上的豪强大户，也能立刻提供相当的武力，只要中原朝廷的号召力没有失去，国家就没有危险。
到了中唐和末唐，府兵制崩溃之后，玄宗就被迫搞募兵制，然后玩脱，造成了藩镇自主。
黄巢以后，唐廷彻底失去了武力基础，藩镇武力进一步蜕变，他们从募兵制，变成了武人掌管一切，直接代替国家的作用，以政权保证武力，以武力保护政权。
所以残唐五代，武人才那么能打，因为国家的一切好处都给了他们。
一时间，内部几无农民起义，外敌只能低眉顺眼当灰孙子。
但这玩意的问题很大，因为武夫根本不懂治国。
而要是把治国权力交给文官，那文官就会用各种手段剥夺武人对政权的掌控。
所以他们干脆极度鄙视文人，把国家当场帮派，当成黑社会来经营。
结果玩到后晋，就迎来了总崩溃，因为百姓们承受不住了。
他们不是逃往到山上、沼泽里成为黑户，就是已经死于各种天灾人祸。
实际上中原自朱梁末期，就一直处于总崩溃的边缘。
后晋那是被契丹打败的吗？不是！他们是被贫穷打败的。
不管是这个时空，还是历史上，后晋哪怕没多少骑兵，也可以花式吊打契丹。
但是他们没钱了，连出兵三五万，打个两三个月的钱都没有，桑维翰给石重贵捞的最后一笔钱，让后晋打的耶律德光化身骆驼战神。
可是第二次，就彻底没钱了，大军被围住两三个月，后晋朝廷别说抽调援军，连驻守邺都的军队都开始挨饿。
果然是个魔幻的时代，中原朝廷的大兵不是被塞外国家在军事上打败的，而是被塞外国家在经济上打败的。
这就是张鉊面临的问题，均田不均田倒是在其次，关键点在国家的运转机制上。
要是接受两税法，势必无法在强力抑制兼并，就算张鉊可以，但等他两腿一瞪，就是瓦解的时候。
而且实行两税法，又要不贬低武人地位，就注定了张周很快要走到不抑制兼并＋节帅募兵镇守地方的老路上，那么唐玄宗的故事，就会在不远处等待着张鉊。
运气好他死在了开元末年的最后一天，然后儿子进入天宝年间，一二十年后天下板荡，一场大的变动来到。
运气不好，他就会成为唐玄宗，亲眼看着他辛苦打造的一切被历史的洪流席卷。
而要回到租庸调制，也几乎走不通，因为中原不是落后的河西，生产力已经发展到这了。
两汉到唐初，两三百亩地才能养活一家人，现在再继续发展一下，七八亩、三四亩地养活一个人的时候就要到来，手工业大发展的时候也要到来，人口将爆炸式的增长。
到时候人多无地，还要承担庸调，嗯，民变的基础有了。
手工业等大发展了，但租庸调的生产模式和几乎是以物换物的市场，严重阻碍了他们的发展，城市平民和富裕地区的农户也得罪了。
所有人随着租庸调模式越来越穷，最后兼并越来越剧烈，再来个豪强振臂一呼。
咔吧！他建立的这个张周，还没开始起飞呢，直接回到了唐末。
简单来说，租庸调就是大家一起过穷日子，上边的权贵豪富无比，下面的百姓挣扎求存，并无多少中间阶级，商品经济也不发达。
而两税法呢，历史上实行之后，明显更适合手工业、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。
它打破了两汉之时，那种豪门与贫民不可逾越的鸿沟，出现了大量的中间阶层，北宋的繁华，就很大程度反映了中间阶层的增多。
秦汉时期，素封之家少之又少，尚不能形成阶层。到了唐时，富而不贵，贫而不贱，贱而不贫的中间阶层开始出现。
到了宋朝，中人之家钱以五万缗计者多不胜数，京城中十万以上之家比比皆是，州县之间，随其大小皆有富民。
这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，财富终于开始大量走入中人百姓之家，不再全部被权贵占据，此乃历史的大潮，谁也不可能阻挡。
行不通啊！逆着历史的车轮来，肯定是要出问题的，硬要搞租庸调，他张鉊的名声，在丹青之上一定会比隋炀帝还要臭。
张鉊痛苦的呻吟一声，倒在床上看着屋顶久久不语，懂那么多干什么？不懂就不会来操心，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不好吗？
又长长的叹了一口气，门吱呀的一声被打开了，皇后曹延禧缓缓走了进来。
她一看就知道张鉊是遇到了难题，也不说话，只是默默走过来挨着张鉊坐下，把张鉊的头放到她丰腴的大腿上。
张鉊深深吸了一口曹延禧身上香香的味道，咕哝一声翻了翻脑袋，找了个最舒服的姿势，继续往下想。
历史上，承接五代的北宋当然也承接了两税制，所以他们不抑制，或者说想抑制兼并也无能为力。
于是为了稳定，就只有一条路可以走，那就是把武人彻底搞臭，搞的武人成了臭狗屎以后，再用钱把他们养猪一样养起来，搞出了一个军费占财政绝大部分的沙雕军事帝国。
想想宋军那个金兵的狼牙棒都要打到天灵盖了，没有赏钱也绝不开打的做派，张鉊胯下就是一凉。
然后是明朝，朱洪武用了一个折中的办法，民间还是搞两税法，但他把武人集合起来弄成军户，然后在军户中，实行一定程度上类似租庸调的制度。
很显然，最后还是失败了，明末卫所兵连大宋的垃圾禁军都不如，民间武力更是完全废了。
到了我大清。
咦！
张鉊突然坐了起来，我大清的八旗制度，怎么说呢，这玩意其实并不腐朽，相反是一种结合了汉唐兵制的，相当完美的武勋制度。
虽然不能和近代国家比，但绝不是什么腐朽的玩意。
有人会说，那八旗兵照样会腐朽，还腐朽的飞快。
不！不！实际上，八旗的武力，那最核心一两万人，一直保持相当的战斗力，只是他们人少，不敢拉出来做一锤子买卖。
满清的八旗武力，要一直到了八里桥被英法联军杀崩溃之后，才终于烟消云散。
纵观整个满清，八旗从入关到打准格尔，打大小金川，打缅甸，一直到八里桥，腐朽是肯定的，但彻底腐化，如宋朝禁军，明代卫所那样的腐化，是没有的。
这是一项很了不起的成就，自东汉以强亡之后，中原王朝就再也无这样个贯穿整个王朝，起起伏伏却始终有些战斗力的部队了。
八旗制度的脑残之处，不在于他的军事架构，而是在于他的政治架构。
那极其傻缺的满汉不通婚，以及更傻的旗人制度，才是毁灭它们的元凶。
但即便如此，满清任然是历代中原王朝中最能苟的，如果没有遇到西方列强的话，张鉊估计满清能苟个三百五十年，甚至接近四百年。
那么自己能从八旗制度中，借鉴到什么呢？
优渥的待遇，严格的军事选拔机制，身为国家主人的荣誉感，以及皇帝对于他们的绝对掌控。
如果加上一个良好的竞争机制，以及对外放开，吸纳新进的制度。
或许，自己可以用这种制度，以亲军为上三旗，禁军为下五旗，配合武举制度，将天下豪勇之士，招募进亲军和禁军中。
绿营的角色，则由各地州县兵和民间的团结健儿与义从骁骑来充当。
那么未来的张周，或许可以用凉兰甘肃等州的河西陇右健儿，形成亲军和禁军的班底。
再以完善的武举制度收揽天下豪勇之士，组成一支八到十万的绝对精锐常备军。
同时完善竞争机制，亲军与禁军的下一代，如果没有合格的接替者，就可以黜落他们。
而在政权方面，用科举以选拔天下人才，完善文官制度。
以后张周在武力方面，就是皇帝与勋臣和亲军、禁军共享权力。
在政治方面，则可以和文人士大夫共享权力。
只是天下的好处就那么多，这样谁都吃不饱啊！
嗯，不怕，国内的好处和权力大半给文官系统，武人系统吃一小半，其余的不足则可以出去，去吃外面广阔天下的红利。
至于普通人，则沿用两税法放开生产力，促进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大发展。
有搞头！张鉊越来越兴奋了，虽然这个想法，还有很多疏漏，但可以来慢慢完善啊！
玛德！想着想着，张鉊愣住了，他以为自己是李二凤，没想到竟然是朱洪武和皇太极的合体。
这特么的。
